然而，表面上看似一切顺利，背后却波涛汹涌，不久后，豫州刺史袁真和会稽太守郗愔都将成为桓温最大也是最不可控的变数。

郗超本以为桓温喊出北伐口号只为借机拿下东线兵权，但没想到桓温是来真的。他心里不由得一揪，力劝桓温道：“此行路途遥远，汴河水又浅，漕运不畅，很可能导致大军断粮。下臣建议先不要北伐。”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很多桓温不知道的内情，不过，这些内情他没法跟桓温明说。

桓温不听。

与此同时，桓温的另一位重要幕僚——谢安意识到，无论此番北伐成功抑或失败，都免不了引发一场大乱。于是，他果断向桓温提出辞职。桓温挽留不住，遂外派谢安做了吴兴太守，算作插进扬州腹地的棋子。不过，他并不确定，真要到出事的时候，谢安能否帮自己。

大概是因为要安抚徐、兖二州新兼并的军队，桓温原定5月18日出师的计划不得不往后拖延。

5月22日，桓温一切筹备停当，亲率五万大军从姑孰北上，他气吞山河，誓要一举吞并前燕慕容氏。出发当日，所有朝廷官员都来为桓温送行，整个建邺万人空巷，场面极其壮观。可是，就在这一片歌功颂德、预祝桓温凯旋的欢呼声中，公卿却各怀鬼胎，他们并不在乎黄河以北能否被收复，他们只是担心如果桓温真的大获全胜，那晋室江山可就要改姓了。

粮食？粮食！

7月，一支连绵数百里的庞大舰队由长江出发，沿着淮河、泗河支流一路北上。行驶到金乡（今山东省济宁市西南三十公里处的金乡县）时不巧赶上大旱，往北的河道全部干涸。

郗超的话不幸言中，但桓温没有退意，他派人开凿出长达三百里的运河，将大汶河和微山湖一带的水引入清水河，然后从清水河直通黄河。

运河开凿完毕，不仅桓温的舰队能抵开进黄河以北，漕运更有了保障。看起来，郗超的担心是多余了。可是，郗超仍顾虑重重。他再次劝桓温道：“虽然开凿出清水河，但漕运还是难以保障。如果敌军坚守避战，我方粮草供应又出现问题，形势堪忧。”

桓温完全不理解，运河已然畅通，为什么郗超还要如此担心粮食问题？

“漕运的事不用太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怎么破敌吧！”

郗超知道桓温并没参透自己话中的深意，只好提出了两种作战方案：“其一，率全军渡过黄河，单刀直入，直取燕都邺城。如果敌军望风逃回辽东，我们占据邺城即大功告成；如果敌军出战，我们可一战定胜负，速战速决；如果敌军据守邺城，我们就扫荡邺城周边的农田补充军粮。

“其二，如果您觉得此计冒险，也可以屯兵黄河、济河一带，牢牢控制住漕运，等储备足够的粮食，到明年夏天再行进兵。虽然有点拖延，但成功的把握更大。”

郗超这两种方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更直白的方式解释一下：要么速战速决，渡过黄河去抢邺城周边的粮食；要么耗一年，在黄河以南储备粮食。总之，千万别过分依赖后勤。

如此，我们应该看出些苗头了。郗超开始提漕运只是借口，他心里很清楚，无论有没有漕运，军粮供应一定会出问题。但这意思他为什么不跟桓温直说呢？在不久后，我们就能明白这其中的内情。

纵然我们知道郗超的真正想法，也无非是事后诸葛亮，而当事人桓温则全没领悟。这些年，他已储备足够多的军粮，又打通了漕运，在他的概念里，军粮供应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桓温在伐蜀和北伐关中两场战役中总结出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冒进；第二，不能指望敌区军粮（当年前秦坚壁清野，致使桓温收割关中粮食的希望落空）。而郗超提出的两条方案，一个太冒进，一个又太保守。最终，桓温自己定了个折中方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随后两个月里，桓温取得节节胜利。

前燕部署在黄河以南的多个地方官举城投降；前燕将领慕容忠在湖陆（今江苏省徐州市西北三十公里处）被俘；傅末波在林渚（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南十公里处）溃败；慕容厉二万主力军在黄墟（今河南省开封市东五十公里处）全军覆没。前燕皇帝慕容暐被迫向前秦割地以求援助。

10月，前秦接受前燕的条件，派出二万兵攻向颍川，但这支军队并没跟桓温开战，只等着坐收渔翁之利。

10月27日，桓温渡过黄河，抵达枋头（今河南省鹤壁市南十五公里处），并在黄河北岸徐徐蚕食前燕势力。

正当前燕危在旦夕之际，前燕官员申胤却说出这样一番话：“桓温看起来势不可当，但这恰恰是晋朝臣子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他们肯定会暗中破坏桓温北伐。而且，桓温大军深入敌境，不求速战速决，反而以持久战步步为营，一旦军粮供应出了问题，必不战自溃。”

申胤这番见解与郗超如出一辙。

这时候，桓温军中最大的变数之一，豫州刺史袁真突然出了状况。袁真在石门（今河南省荥阳市附近）战败，导致石门失守。这里是晋军漕运命脉。紧接着，前燕派出五千兵完全截断晋军粮道。

粮食供应果然出了问题。晋军士气开始下降，此后数战，桓温败绩连连。

11月4日，桓温军粮告急，不得不下令撤军。此时，水路已经被前燕阻断，桓温只好将战船付之一炬，从陆路返回。

就在桓温撤军的途中，前燕宗室名将慕容垂亲率八千骑兵远远地尾随其后。他并没有马上发起追击，而是耐心地等了几天，直到桓温放松警惕才突然发动奇袭。与此同时，前燕将领慕容德也率四千骑兵，协同前秦二万兵一起从侧翼夹攻桓温。晋军战死近四万人。

12月，桓温撤回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他多年积累的军队几乎损失殆尽。

桓温心里只有无穷无尽的恨。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弹劾袁真石门战败之责。

袁真不甘示弱，也上疏弹劾桓温，双方针尖对麦芒。结果，朝廷不敢得罪桓温，对袁真的弹劾状视而不见。袁真一气之下，据守在寿春城，投降了前燕。

乍一看，袁真实在太冲动，但仔细琢磨这事，却觉得似有蹊跷。

首先，袁真在石门战败是不争的事实，就算被桓温弹劾下台，忍几年还有可能复出。可他非但没引咎自责求得宽恕，反而上疏弹劾桓温。袁真为何有这样的底气？或者说，是谁给了袁真这样的底气？某个想坏桓温北伐大计的朝廷公卿？很有可能。事实上，桓温北伐以惨败告终，再加上被下属弹劾，屋漏偏逢连夜雨，这的确是朝廷削减桓温权势的最佳良机。但没想到的是，朝廷畏惧桓温的实力，根本没敢接袁真的话茬儿。而后，袁真看起来比桓温还要窝火，以致举城叛变。他气的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气自己被人当枪使，自己傻了吧唧冲在前头，结果要紧关头朝廷却当了缩头乌龟，还把自己给一脚踹开了。

桓温第三次北伐的转折点自然是石门失守。倘若没有袁真这事，桓温保住漕运又会怎么样呢？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江东最大的粮食供应地——会稽郡，看看桓温北伐的另一大变数——郗愔身上发生的事。

就在郗愔被桓温夺去兵权转任会稽太守后，会稽郡发生了两桩极诡异的事。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这年夏天，会稽郡山阴县发生特大火灾。大火殃及粮仓，致使几百万斛米被烧得一干二净。史书更像煞有介事地说：这是上天不愿见到桓温威逼皇室，故物极必反，阴阳相克所致。同样是这年夏天，同样是会稽郡，老百姓在修缮山阴粮仓时竟从土里刨出两艘船，船舱中满载钱币。官府得知，马上派兵看守，打算将这笔意外横财收归国有，不想第二天，两船钱币统统不翼而飞。

被官兵监管的两船钱居然凭空消失，这其中有什么内情？而烧掉几百万斛米的大火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作为桓温军资的重要供应地——会稽郡损失巨额钱粮，可事后，太守郗愔并没受到任何处分。从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就算桓温保住石门漕运，后面还是会冒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天灾人祸，让他的后勤出现状况。

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郗超反复提醒桓温关注后勤供应，却又言之未尽，不把问题讲明白。毫无疑问，他的爸爸郗愔正身涉其中。

真正的敌人

桓温从这次战败中似乎嗅出了些味道，他并不相信石门失守只是一次单纯的战术失败，他更不相信袁真背后没有其他人暗中指使。不过，纵然北伐以惨败收场，但桓温仍手握东晋帝国近乎全境的兵权，他极有可能因咽不下这口气跟朝廷翻脸。

对于朝廷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到了。

北伐失败的这年年底，丞相司马昱为安抚桓温，决定第三度去拜会桓温。双方约见的地点定在桓温驻地与建邺中间的涂中（今安徽省滁州市）。

桓温先一步来到会谈地点。他一边等司马昱，一边对幕僚王珣（王导的孙子）言道：“你不是一直想看看丞相长什么样吗？他一会儿就到，你可以留在这儿跟我一起见他。”

须臾，司马昱赶到。这回，他并非只身一人，而是带着尚书仆射王彪之（王彬的儿子，王珣堂叔，琅邪王氏族人）同来。

关于他们谈判的内容，史书中照例没有描写，但司马昱回朝后即任命桓温长子桓熙为豫州刺史，直接取代了已经叛变的袁真的官职。

近五年来，两个政敌总共进行了三次会晤。每一次，桓温总能换来一部分地方实权，至此，他已经控制了东晋帝国全境的军政大权。司马昱则得到了桓温不向朝廷动武的口头承诺，其他基本就没什么了。

会谈结束后，桓温问王珣：“你这回见着丞相了，你看他是个怎样的人？”

王珣答道：“丞相眼神清澈，气宇轩昂，桓公更是万民所望，不然，王仆射（王彪之）怎能一句话都不说，甘于居后呢？”

桓温笑了笑。突然，他脑子里一个闪念，猛地想到了些什么。王彪之真是甘于居后吗？桓温通过三次与司马昱谈判已渐渐看出，司马昱其实早就向自己屈服，但之所以一直保持政敌的立场，乃是因为被那几大家族怂恿，才骑虎难下。

换句话说，这二十多年里，和自己斗的根本不是司马昱，而是以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等名门为首的庞大士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