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侃侃而谈，越说越来精神，他从西晋开国之初讲到司马炎硬扶智障儿司马衷上位，又讲到贾南风专权，然后历经“八王之乱”，列数每场动乱的缘由始末，把晋室衰败的过程分析得头头是道。其间，他也反复强调自己无心出仕，且不参与朝廷政务。总而言之一句话，晋室衰败跟自己没半点关系。

王衍一边说，一边察言观色。他从石勒举手投足之间，看出石勒对自己口才的欣赏，同时，他也看出石勒暗藏庞大野心，绝不是个甘愿屈居人下的人。于是，他鼓足勇气，说了一句话：“石公您有经天纬地之才，当世无人能及，可您却为匈奴人卖命，这难道不是屈才吗？依我看，您完全可以称王称帝，建立一番伟业啊！”

石勒本来听着王衍这番天花乱坠的讲述，正觉得意犹未尽，直到听到最后这句话，他猛地警醒过来：“放肆！说什么呢你！”

这些年，石勒南征北战，凭战功官拜汉赵帝国并州刺史、镇东大将军、汲郡公。一方面，他已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也的确有自立为王的想法。当时，石勒的势力遍布北荆州和豫州，他曾想过独立，但最终还是听了谋臣的话，以时机不成熟作罢。处在这样的立场，他极担心遭到刘聪的怀疑。而今，王衍居然劝他独立，这话要是传出去，岂不是给自己惹麻烦吗？他当场翻脸，指着王衍骂道：“你名冠天下，大半辈子游走于仕途，现在头发都白了，怎么敢说自己无心参政？祸害天下的就是你这种人！”

说罢，他让手下将王衍推了出去。

待王衍离开后，石勒问幕僚：“我闯荡天下多年，从没见过像王衍这么能说会道的人，你说，我该不该留着他？”

幕僚回答：“王衍位居晋朝三公，一定不会为我们所用，杀他不足为惜。”

“说得也是。”石勒点点头道，“不过，王衍这些人毕竟是大名士，不宜刀剑加身。”

当晚，石勒命人将王衍等公卿逼到一堵高高的危墙之下。

“你、你们要干什么？”王衍吓呆了。

“石公开恩，不用刀剑杀你，你该知足了！”

随即，墙后的羯族士兵奋力推墙。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危墙坍塌，巨石滚滚而落，砸得王衍头破血流。王衍踉跄跌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他头顶的星空很快被巨石盖得严严实实了。

被压在巨石下的王衍，想起孔子说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或许……自己本来就不算个君子吧。他卓绝的口才再无人能倾听，临死之际，他只对自己说了一句话：“这一切，的的确确是我的责任啊……”

王衍死时五十六岁。

几十年后，东晋重臣庾翼这样评价王衍：

“王衍号称前朝风流名士，但他追求虚名的行为实在令我鄙薄。如果他认为当今世道衰败，那么一开始就该选择隐居避世，可他却一再谋求高位。既然名位显赫了，就该专心治理天下，可他又空谈误国。等到晚年，又贪图安逸，专谋自保。但凡贤明君子都不该赞同他的行为。”

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目睹中原一片萧瑟残破，愤慨言道：“国家沦丧，中原变成废墟，王衍这帮人脱不了干系！”

袁宏试图为王衍开脱，他辩解说：“国运自有兴衰，这也不一定就是他们的错。”

桓温听罢，脸色骤变，言道：“我听过一个故事。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养了一头千斤大牛，吃的饲料比普通牛要多十倍，但负重行远，还不如一头羸弱的母牛。你猜后来怎么着？”他怒目瞪着袁宏，“曹操攻破荆州后，就把这头千斤大牛给杀了！”

桓温用这故事吓唬袁宏，警告他不要当千斤大牛。其实，王衍不正是西晋的千斤大牛吗？

曾经，司马氏与琅邪王氏联手的政治格局，就这样随着司马越和王衍相继死去而告终了。可是，无论是司马越，还是王衍，他们绝想不到，自己仅仅是这一构想的引路人，而真正的“王与马”，此刻还在江东耐心蛰伏着呢。

非正规迁都计划

晋室最强的一股势力在宁平城被石勒歼灭，而早在之前，青州都督苟晞也被汉赵将领曹嶷打败，逃到了兖州。苟晞眼看洛阳撑不了几天，遂建议司马炽放弃洛阳，迁都到兖州仓垣（今河南省开封市南，距离洛阳一百六十公里）。

司马炽早就想离开洛阳了，之前司马越还活着的时候，他受制于河南尹潘滔，自己做不了主，如今司马越已死，潘滔也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朝廷终于把迁都这个事提上了议程。经过商量后，大家打算从水路走，司徒傅祗先去洛阳城北二十五公里处的河阴县（黄河南岸）筹备行船。

几天后，司马炽估计傅祗准备得差不多了，决定动身启程。

河阴县离洛阳很近，但这段行程对于司马炽来说无比凶险。因为此时，别说是洛阳城外，就连洛阳城内也是流寇横行，没一处安宁，而朝廷已经穷到连一辆马车都找不出来，更别提调兵护卫了。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6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司马炽与几十名朝臣匆匆收拾好行装。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保护，自然不敢大张旗鼓走皇宫正门，而是从皇宫正南门旁边的掖门偷摸潜了出来。掖门外面对的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一千六百米的笔直街道，在这条街道最北端，也就是靠近皇宫掖门的地方，矗立着两个汉朝时铸造的铜骆驼，铜驼街由此而得名。二十年前，尚书郎索靖曾摸着铜骆驼叹道：“恐怕这里将要荆棘丛生了……”那时节，铜驼街是洛阳最繁华的一条主干道，而今，果然像索靖预料的那样，到处是破屋烂瓦，杂草丛生，饿殍遍地。

铜驼街最南端直通洛阳城南的宣阳门，众人便是打算顺着铜驼街从宣阳门逃出洛阳城。

司马炽已经有日子没出皇宫了，眼前这触目惊心的破败景象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陛下，快走吧！”从人拽着司马炽的衣袖，匆匆向宣阳门跑去。

一片乌云遮住月光，不远处传来阵阵杀人抢劫的叫嚣声和凄惨的呼救声，给这本来就萧瑟残破的城池更衬托上一股厚重的杀气。

司马炽一路小跑，一个没留神，差点撞在前头开路臣子的后背上。

“怎么突然站住了？快走啊！”司马炽一边抱怨，一边推搡。

“陛……陛下，咱们走不了了。”

后面的众人，包括司马炽在内，这才发现前面几十米开外的黑暗中站着一伙人。

头顶的乌云渐渐飘走了，月亮重新露了出来，月光挥洒在铜驼街上，照亮了刚刚黑暗的角落。出现在司马炽面前的这伙人，个个饿得骨瘦如柴，他们曾经是安分守己的京城市民，如今则是为了活命不得不杀人放火的强盗。强盗纷纷举着刀剑，瞪着血红的双眼向司马炽等人冲了过来。

“跑！”

往哪儿跑？

还能往哪儿跑？只能往皇宫跑。

司马炽一票人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往回狂奔。掖门守卫远远望见这阵势，赶紧打开宫门，放皇帝和朝臣进了宫，然后又关闭宫门，将强盗挡在宫外。

很不正规的迁都计划就这样告吹了。司马炽再也不敢迈出皇宫半步，他背靠着皇宫城墙，捶胸顿足。这算什么世道？身为皇帝，居然在皇宫门口被强盗打劫，连出城都不行。

世道的确乱得一塌糊涂，事实上，并非只有老百姓沦为盗贼，朝廷也是一样。驻守在河阴的度支校尉魏浚率领一伙民兵四处打家劫舍，魏浚把抢来的粮食供奉皇室，司马炽的生活才得以为继。总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官民与强盗是随时可以调换身份的。他们这么辛苦，无非为了一个目的——活下去。

永嘉丧乱

洛阳城里的老百姓和朝廷靠着互相抢来抢去苟延残喘，与此同时，汉赵皇帝刘聪也向他的几个主要将领——呼延晏、王弥、刘曜、石勒下达了总攻洛阳的命令。前面讲过出身羯族奴隶的汉赵镇东大将军石勒，这里顺便再介绍下其他三位。

王弥，前文提到过几句，他是汉人，祖上是魏朝官宦，但到了他这一代，因为实在混不下去才沦为流民叛军的头领。两年前，王弥投奔汉赵帝国后官拜征东大将军，常年浪迹中原抢东抢西，并一度攻破过许昌，进逼洛阳。

呼延晏是匈奴人，他不像石勒和王弥那样常年在外征伐，而是一直待在汉赵帝国的大本营并州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北方）担任卫尉（九卿之一）。这一次，他临时受拜汉赵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亲率二万七千中央军从并州南下洛阳，作为代表刘聪协调各支军队的朝廷势力。

最后说刘曜，他也是匈奴人，且属于刘氏皇族。刘曜小时候父母双亡，被刘渊抚养长大，他与绝大部分匈奴刘氏皇族一样，自幼饱受汉学文化熏陶。《晋书》记载，刘曜工草书、隶书，博览经史，兵法倒背如流，膂力过人，能一箭射穿厚达一寸的铁板，绝对是能文能武。另外，他的志向也不小，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乐毅、萧何、曹参。可是，汉赵皇帝刘聪却不这么想，他竟把刘曜比作曹操、曹丕父子，可见，在刘聪眼里，刘曜是个有枭雄气概的人。不过此时，刘曜还只是初出茅庐，官拜汉赵建威将军。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6月，呼延晏横扫河南郡，与京畿地区零星散落的晋军民兵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二场战斗，屠杀三万多汉人。6月29日，呼延晏兵临洛阳城下，不出两天就攻破了平昌门（洛阳正南门）。他进城后放火烧毁东阳门（洛阳正东门）、宣阳门（洛阳偏南门）以及各处官署，又在城内抢劫了三天，劫持了两百多个贵族的女眷。随后，呼延晏大概觉得自己没等同僚到齐就先占便宜有点说不过去（实则是害怕得罪那几个强势同僚），于是，他从被烧成废墟的东阳门撤出，驻扎在洛阳城外，等待刘曜、王弥、石勒的到来。趁这时候，他又将洛水沿岸的船只烧得一干二净，以防晋朝皇帝逃脱。

没几天，王弥和刘曜相继抵达洛阳城下。王弥驻守在城南，刘曜驻守在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