骠骑将军：王沈。这位太原王氏族人，统领着京都骠骑营兵，成为洛阳城外围的防御屏障，同时，他也兼录尚书事（监管尚书台政务）。很多年前，曹髦曾亲切地称呼他为“文籍先生”，可如今，这个称呼早如过眼云烟被人遗忘了。

车骑将军：贾充。统领京都车骑营兵，成为洛阳城第二道防御屏障。关于这位司马家族的亲信宠臣，后面还有很多故事。

中领军（晋朝时，中领军一度更名为中军将军、北军中候，后又改回中领军，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我们就一直沿用中领军这一称呼）：羊祜。身为司马师的未亡人——羊徽瑜的同母弟，且是名门羊氏的新锐代表，统领皇宫内七营禁军。不过，羊祜的人生还远未达到巅峰，不久后，他将迈向中国历史较为重量级的名臣之列。

中护军：王业。统领皇宫外围禁军。这位东汉群雄之一刘表的外孙，在曹髦发动兵变时，义无反顾地和王沈一起向司马昭告密。两年后王业病死，司马炎不忘儿时戏言，又提拔挚友羊琇做了中护军。

以上这五个人（算上后来继任的中护军羊琇），组成了护卫京都、朝廷以及皇宫的重要力量。

再来说政权方面，沿袭汉魏时期的尚书台和中书省依然是两个最主要的行政机构。

尚书台最高统领尚书令：裴秀。他推行五等爵，又帮司马炎争取到世子之位，因而由尚书台二把手升任一把手。当时盛传一句民谚：“贾、裴、王，乱纪纲；贾、裴、王，济天下。”贾指贾充，王指王沈，裴指裴秀。这句话的意思是，三人祸乱了魏室，却成就了晋室。河东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的头等望族，到西晋初年，经由裴秀的努力，其家族势力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裴秀官拜司空，被世间誉为当世名公。裴秀对中国制图学的贡献颇值得一书，他著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被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齐名。遗憾的是，裴秀也和众多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一样嗜好五石散（寒食散），前文讲过，服这种药后需要喝热酒化解，但裴秀大概是想玩得更high，居然喝了冷酒，导致暴毙，死时四十八岁。往后，河东裴氏家族的后代，包括裴秀的儿子还会在故事中占据重要戏份。

中书省最高统领中书监：荀勖（xu）。颍川荀氏族人，算司空荀的族侄，素以品行卑劣著称。

中书省副统领中书令：庾纯。颍川庾氏族人。这个新面孔后文马上会讲到。

可是，仅仅靠尚书台和中书省彼此制约还不够，一个创新的构想在司马炎脑海中渐渐成形。他让侍中、散骑常侍组成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门下省，以此和尚书台、中书省相互制约。侍中、散骑常侍相当于皇帝的顾问，他们不像尚书台、中书省那样直接负责政务，却因为是皇帝近臣，掌握着最核心的机要，故拥有极大的隐性权力。

说说西晋初年的门下省要员，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乃是以直臣之名著称的首席侍中任恺，下面即将讲到他的故事。除了任恺之外，司马炎也让包括“八公”在内的部分重臣兼任侍中、散骑常侍，成为门下省成员。其中，石苞、陈骞、荀兼任侍中；王沈、贾充、羊祜兼任散骑常侍。

从此以后，门下省、尚书台、中书省这三个行政机构分权而治，彼此制衡，史称“三省制”。

讲到这里，让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汉朝到晋朝权力架构的变革。

西汉初期，丞相权过重，汉武帝刘彻将丞相一拆为三，权力架构逐渐向三公制过渡。光武帝刘秀任命近臣构建尚书台，进一步削弱三公的权力。魏朝时，曹丕又任命近臣构建中书省，以削弱尚书台的权力，三公至此完全沦为荣誉养老官。晋朝（西晋）时，司马炎再次起用近臣构建门下省，削弱中书省和尚书台的权力。后来到东晋时期，皇帝诏书必须通过门下省方能颁布，也即是说，门下省拥有“封驳权（审核、推翻诏书的权力）”，往昔皇帝授意中书省可直接颁布诏书的传统被打破了。门下省不仅分割尚书台和中书省的权力，也削弱了皇权，这大概是司马炎始料未及的。

从汉、魏到晋这五百年政治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皇帝派那些跟自己一个鼻孔出气的近臣掌权，近臣一旦掌了权，又不可避免地跟皇帝越走越远，渐渐变成能跟皇权分庭抗礼的外臣。于是，皇帝只好再派近臣组建新部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人对于权力追求的必然结果。虽然每次政治架构的变革无一不是在执政者为给自己谋求更多利益的前提下发起，但结果，往往会令权力进一步分散乃至平衡。

司马炎构建门下省，创建“三省制”，导致权力分散，政治体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这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最终演变成权力更加分散的“三省六部制”。权力的博弈就是这样客观地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伐。

宽仁为本

想当初，魏国名臣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给士族带来数之不尽的利益。司马家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有九品中正制的保障。不过眼下，司马炎已经坐上了皇帝宝座，当然不再需要依靠九品中正制来维护自家权益。可九品中正制的职能却没有改变，它依旧是士族力量的源泉，依旧是皇权的最大威胁……

尚书郎刘毅上疏：“中正官对本地士人随意品评，手握士人的荣辱前程，他们剥夺了本应属于朝廷的权力，一门心思经营自家势力，臣为社稷深感忧心……”接着，他一口气列举了八项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其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

其二：中正官都想推荐自己人，导致朋党林立，同僚私怨频生。

其三：才德优劣的立意不明，根本没有严格评判标准。

其四：中正官任意褒贬，无所顾忌，导致士人怨声载道。

其五：很多士人流落他乡，本籍贯的中正官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却还要负责品评，结果肯定不准确。

其六：下品士人政绩突出，上品士人不堪其任的情况屡有发生，士人的能力和名声不匹配。

其七：人各有优劣长短，以品级择录官吏势不能尽其所用。

其八：中正官各随喜好，养成了士人不重才德，只钻营关系的恶习。

司马亮（司马昭的弟弟）和卫瓘（guàn）也上疏：“魏朝时设九品中正制是权宜之计，如今朝野安定，建议摒弃这项过时的法度。”

对于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司马炎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能获得今天的地位，纯粹是仰赖士族鼎力支持，这项制度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想干，也不敢干。于是，九品中正制只能继续沿用，一直到三百多年后的隋朝才被科举制度取代。

我们还是回到一片喜气洋洋的晋朝，司马家族作为士族领袖，历经多年艰辛、隐忍，用尽权谋……时至今日，终于建立了一个士族的天堂。而司马炎，则集尊敬功臣、宽容大度于一身，单就这两点，实在是绝大多数老板都难以企及的优良美德。细数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均免不了屠戮功臣、兴文字狱、压迫前朝遗老遗少、搞政治镇压等。这些恶行，司马炎一样都没做。无论是对于功臣、士族、没落的前朝贵胄乃至老百姓来说，司马炎都相当够意思。

公元266年2月，司马炎刚称帝没几天便颁布诏书，赐予山阳公刘康（汉献帝刘协的长孙）、安乐公刘禅的子弟担任驸马都尉。此举，表明晋室对东汉和蜀汉这两个已经亡国的皇族子嗣的优待。过了两个月，司马炎正式解除对东汉皇族刘氏的禁锢（魏朝严禁刘氏皇族出仕）。甚至，他连魏国曹氏皇族的禁锢也一并解除了，也就是说，虽然曹氏刚刚被司马氏推翻，但他们依然可以在晋朝做官。如此宽容的政策，绝对是历朝历代都难得一见的。

公元266年，司马炎追尊景帝司马师的首任夫人夏侯徽为景怀皇后。这件事，根据《晋书》记载，是在羊徽瑜（司马师第三任夫人）再三建议下实施的。盛传夏侯徽被司马师毒杀，那么，羊徽瑜究竟为什么要替夏侯徽出头呢？事实上，羊氏与夏侯氏两家来往甚密，羊徽瑜的弟弟羊祜娶了夏侯霸的女儿，堂妹则嫁给夏侯氏成员，既然那些令人尴尬的往事都过去了，羊徽瑜自然希望夏侯氏今后能重整旗鼓。

同样是这一年，夏侯佐病死。这人乃是魏朝元老——曹操的左膀右臂——夏侯惇的嫡孙。夏侯惇当年受封高安乡侯，夏侯佐是这个爵位的唯一继承人。然而，夏侯佐没有儿子，自夏侯惇传下来的高安乡侯面临断绝的危险。鉴于此，司马炎下诏：“夏侯惇是魏朝元勋，功绩著乎竹帛。朕受禅于魏，不能忘记魏朝功臣。故，朕决定将高安乡侯之爵位特封给夏侯劭。”夏侯劭是夏侯佐兄弟的儿子，属于旁系，按理说不能继承夏侯惇的爵位。司马炎这么干，算恩赐，卖了夏侯氏一个很大的人情。

再怎么说，夏侯氏也算是有黑背景的家族，而司马炎接连为夏侯氏做了两件好事，在曹魏刚刚被取而代之的敏感时期，这无疑有助于缓解夏侯氏族人的紧张情绪。

当初，夏侯尚这一支，因为其子夏侯玄被夷灭三族日渐没落。但魏国初代名将夏侯渊（夏侯惇的族弟）的后裔则依旧繁盛，尤其是夏侯渊第四子夏侯威的子嗣频繁跟司马氏、羊氏联姻，相当显赫。夏侯威的孙女夏侯光姬后来嫁给司马懿的孙子——琅邪王司马觐，夏侯光姬的儿子在未来可是一位建立大成就且很有故事的人。总之，夏侯氏作为魏晋时期地位颇微妙的一支豪族，跟司马氏之间充满了复杂的纠葛。

公元268年，由贾充、郑冲、荀、荀勖、羊祜、王业、杜预等十四人编纂的律法终于颁布天下。因当时正值泰始年间，这部晋朝律法也就被称为“泰始律”。汉朝和魏朝的律法均以严苛烦琐闻名，《泰始律》则以宽简著称，因其编纂者俱是当世儒学名家，故此，律法与儒家礼教观契合甚密。该年年底，司马炎又颁布五条诏书：“一正身，二勤百姓，三抚孤寡，四敦本息末（逐本舍末），五去人事（避免官僚派系斗争）。”往后的很多年里，司马炎频施善政，并于洛阳东、西市分别修筑两座粮仓，名为“常平仓”，规定在丰年收购粮食，荒年出售粮食，稳定粮食价格，竭力避免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情况发生。

这里要补充一句，司马炎的宽仁，很大程度上是受他母亲王元姬和姥爷王肃的影响，而王氏所追求的宽仁，早在王肃的父亲——魏国初代名臣王朗身上便有所体现了。史书中记载了钟繇、王朗二人各有千秋的政治理念——钟繇务求明察，王朗则务求宽恕。史书还详细描写了二人针对肉刑（肉刑指割鼻、脸上刻字、断趾、砍足、宫刑等酷刑）展开的一场辩论：钟繇倡议恢复汉朝以前的肉刑，其目的是为了在保证人口繁衍的同时，增加刑罚的威慑力；王朗则不同意恢复肉刑，认为太残忍。当时参与辩论的公卿多站在王朗一边。毋庸置疑，王朗这种为政理念丝毫不差地传给了后代，并最终影响到司马炎。

从此，西晋王朝便在以宽仁为本的政治风气中迈开了步伐。

淮南是非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凭借权术，以狠辣的手腕开创了晋朝，司马炎却没有秉承父祖辈这个特点，他以宽容仁厚的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正得益于此，西晋初年竟没有发生过一起企图复辟魏朝和蜀汉的事件。

这段时间原本平淡无奇，可突然有一天，朝廷望气者（主管星相占卜的官员）的一句话意外激起了波澜。望气者对司马炎奏道：“臣观测天象，东南方恐怕会有兵乱兴起。”

这句话引起了司马炎的警惕。

东南方……莫非，又是淮南？

淮南，位于京都洛阳的东南方向，在这二十年中，有三任扬州都督相继举起反叛的旗帜，实在是个不祥之地。继诸葛诞死后至公元268年，晋室最大的功臣——石苞已经在这里任扬州都督九年有余了。

这段时间，淮南不知怎的兴起一句童谣：“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马暗指司马，石暗指石苞，这是说石苞功高震主。在那个时代，童谣通常被当作谶语，喻示天下大事。实际上，无非是政治局势在民间流传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可这童谣有点言过其实，石苞功高不假，但还远谈不上震主。如果猜得没错，很可能像二十几年前令狐愚为楚王曹彪造势时散布的那句“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一样，也是别有用心者故意编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别有用心者到底是谁呢？

答案是淮北监军王琛。就在童谣流传的同一时期，王琛暗地里给司马炎写了一封奏表：“臣听说大司马石苞和吴国暗通，似有谋反之意。而且淮南童谣言道，‘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臣不敢妄自揣测，还请陛下谨慎斟酌。”王琛向司马炎暗示石苞图谋不轨，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这纯属无事生非。石苞官拜大司马，被授予公爵高位，若叛逃到吴国，还能获得比现在更高的地位不成？王琛为何要中伤石苞？这仅仅是因为他看不起石苞卑微的身世。

并非说出身寒门就永无出头之日，当时很多寒门子弟都凭借才学为自己赢得士人的身份，并通过乡里中正官的品评踏上仕途。可石苞走的路却和其他人大相径庭。

他是个人见人爱的超级大帅哥。“石仲容（石苞字仲容），姣无双”这句话在当时脍炙人口，史书中更以“伟丽”“无双”形容他的相貌，足见不是一般的帅。石苞正是凭着长相受到众多名士的瞩目，在一系列机缘之下，摆脱商贩的身份，踏入仕途，而后又成为司马师的幕僚，从此扶摇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