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当吓傻了：“从没听说过啊……”

“继续打！”

张当几度昏死过去又几度被冷水泼醒，他痛苦难耐，最终屈打成招：“我招供，曹爽是篡逆谋反，我全知道……”

“谋反定在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啊……”张当实在无言以对。

“是不是定在三月？”

“是，是定在三月，曹爽密谋三月称帝！”张当痛苦得唯求一死。

“同谋者有谁？”拷问仍然没有结束。

你说有谁就有谁吧……张当再没有力气说出一句话了。

案情审理完毕，朝廷火速将曹爽及其亲信全部收监下狱。

钦差给桓范戴上枷锁，牵着他急匆匆地往廷尉走。

“不要推搡！我乃义士！”桓范大义凛然，内心却在哀叹：义士难做啊！

最终，廷尉正式公布此案定论——曹爽、曹羲、曹训兄弟，以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人密谋三月谋反，证据确凿，按律夷灭三族。

《魏氏春秋》中描写司马懿让何晏审理曹爽，何晏尽其所能给曹爽党羽罗织罪名，以期得到宽赦，但最后自己还是被下狱定罪。这段故事是对何晏最大的诬蔑。《通鉴考异》中对此提出质疑：司马懿怎么可能让何晏审理曹爽？首先，何晏官拜吏部尚书，并不负责司法审案。而曹爽就范后，也明确记载是由廷尉负责审理案件。再者，何晏难道不知道自己和曹爽关系最近？奢望苟活完全不合情理。

所谓夷三族，根据东汉名儒郑玄的解释指父族、子族、孙族，也就是说，以上这些人再无后代留存于世了。不过，有一个例外，便是何晏年仅五六岁的幼子。

早在高平陵政变发生前，金乡公主曾带着儿子亲自面见司马懿。

“我夫君为非作歹，我想把这孩子托付给太傅大人。”金乡公主哭哭啼啼地恳求。她与何晏感情不睦早已传得人尽皆知。

有先见之明的到底是这位金乡公主还是何晏呢？司马懿揣测着，他不再深究，只是笑笑，接受了金乡公主的托付。

“看在沛王太妃和金乡公主的分儿上，就留下这孩子一命吧。”司马懿最终放过了何晏的后代。

连日来，太尉蒋济一直为曹爽苦苦求情：“曹真是大魏元勋，不能让他绝后啊！”然而，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2月9日，也就是曹爽向司马懿束手就擒的第三天，在魏都洛阳东市，号哭声、叫骂声响彻云霄。

“司马懿骗了我！”曹爽恨得咬牙切齿。

在曹爽旁边，何晏一言不发地跪在地上，他的目光沿着自己身体周围的地面画了一个圈。此是我何氏之庐……然后，他静静等待生命的结束。

这天洛阳东市地上血流成河。魏国的权臣、改革者、曹氏社稷的支柱——曹爽，和他的党羽——义士桓范、玄学领袖何晏等八族总计数千口人，无论老幼妇孺皆被屠戮殆尽。

桓范的宗族——谯郡桓氏因为跟曹氏、夏侯氏同乡本属一等士族之列，但由于桓范牵扯进曹爽谋反案，这个庞大家族从桓范到他的子侄辈基本被杀光，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性命。至此，谯郡桓氏完全走向没落。不过在很久以后，我们仍会见到一位桓氏后人的惊天壮举。

以上，就是魏国高平陵政变的始末。在魏晋时代，这场政变也被称作“典午之变”。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解释道：典，意即司；午，十二地支中为午马，故此，典午隐指司马。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曹爽、何晏等人做个总结了。

无论任何史书都把曹爽描绘成贪婪奢靡的腐朽势力。曹爽一党作为失败者，尤其是何晏，在史书中尽显小人丑态，他和邓飏、李胜等人都被冠以“结党营私”的恶名。客观来说，只要涉足政界就必然要结党，孑然一身根本无法立足，所谓“结党营私”，也就成了那些失败者的罪名。

回过头来说，曹爽的手段确实值得商榷，比如他对待郭太后、外戚甄德郭建、重臣蒋济、幕僚孙礼等人，因为他强硬的风格，将这些本可以拉为盟友的人直接踢到对立阵营。说到底，从曹爽最后束手待毙可以看出，他只是一个心存远大政治抱负，充满干劲，却缺乏权谋的平庸者而已。

可能有人要问，曹爽是魏国权臣，甚至是曹氏社稷的支柱，这都不假，何以将他拔升到改革者的高度？曹爽究竟改革了什么？确切地讲，他改革的是官吏任免制度，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很多年前，曹丕和士族达成交易，以九品中正制作为筹码换取到皇帝的宝座。从那时开始，魏国的豪门世家逐渐演变成一个个官吏加工厂，得益于此，士族的实力愈发壮大，而司马家族则演变成士族中的巨擘。到了正始年间，曹爽要切断滋养士族的源泉，他在夏侯玄的倡导下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并由吏部尚书何晏负责执行，将官吏任命权收归尚书台。可是，历史上的变法者大多结局很惨，比如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最后被处以车裂酷刑，再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被当时人骂成“乱臣贼子”，后遭罢免郁郁而终。这不奇怪，所谓变法，即是改变人们业已接受的习惯和规则，会让大批既得利益者蒙受损失，这肯定要遭人恨。

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向来喜欢中庸，如果你想要开窗户就得宣称要拆屋顶，这时候中庸者才会冒出来同意开窗户。”那么曹爽干了什么呢？他真的把屋顶给拆了。因此，他遭到士族群起而攻之，最终导致败亡。

再说何晏，他任吏部尚书多年，执掌官吏任命大权，就事论事，他在这个位置上政绩如何？史书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黄门侍郎傅嘏（jiǎ）贬损何晏说：“何晏看上去沉稳但内心躁动，热衷于逐利，不求务本，我看他一定会祸乱朝纲。”

傅氏一族是曹爽政敌。不用想，傅嘏对何晏恶语相向完全是由于双方政治理念出现分歧所致。

《魏略》中写道，何晏选拔的官吏都是和他有私交的故人，也就是说，何晏任人唯亲。这成为当时的主流声音。可是，让我们继续在浩瀚如海的史籍中搜寻何晏的行迹，《晋书》中记载，西晋著名的直臣傅咸在一封奏疏中似乎是不经意间提到何晏，他是这样说的：“正始年间，何晏选拔的官吏，无论朝廷内外都各得其才，被当时人交口称颂。”傅咸的爸爸傅玄、叔叔傅嘏都是何晏的政敌，傅氏一族跟曹爽的矛盾极深，倘若何晏没做出什么突出成绩，是绝不可能被政敌后代赞扬的。再者，这句话是出自傅咸给皇帝的奏疏中，可信度方面也毋庸置疑。所以，何晏这个吏部尚书应该做得很称职，曹爽推进的政治改革也成效颇丰。

正始年间在魏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然而，史书中对这十年中的主要执政者——曹爽、何晏等人的描述可谓惜字如金，基本只有奢侈腐败、结党营私、嗑药吸粉等劣迹残留下来。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即便他想对曹爽、何晏等人有正面描写也无从下手，因为高平陵政变至《三国志》成书的这几十年里，有关曹爽、何晏等人的事迹早被付之一炬，追随其人化为灰烬了。不过，在《三国志·曹芳纪》中却颇显突兀地收录了一段何晏写给魏帝曹芳的上疏。这封上疏几乎成了肯定何晏人品的重要旁证，其大意如下：“善于治国者一定会先治身，治身的前提是学习世间正道，身正则天下人会跟从……因此，作为君王，同游者必选正人君子，阅览的书必为正理，远离淫邪之声和奸佞小人，如此心无邪念方可弘扬正道……”这样一段话，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之口。

清代史学家何焯认为：“陈寿没办法给何晏平反，故特别收录这封上疏隐藏在曹芳传记中，让后人得以从其言中探知其行，以免何晏的形象在政敌口中被污蔑无法翻身。”

正始年：落幕

正始年间，傅嘏、蒋济、卢毓、钟毓、孙礼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曹爽的打压，他们被迫倒向司马懿一边。不过在这场政变中，则只有高柔、王观是政变的主要筹划者和执行者。这批人的心态也都不尽相同。

其中，卢毓、钟毓、傅嘏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司马氏麾下。日后，钟毓仍担任廷尉，继续执掌魏国司法大权，卢毓在检举张当后取代何晏成了吏部尚书，手握官吏任免权。但与何晏不同的是，卢毓，这位吏部尚书同时还兼任着自己祖籍所在地幽州的中正官职务，因此，他自然会继续力挺九品中正制了。傅嘏接替李胜成为新任河南尹，他摒弃李胜创立的新政，恢复正始以前的旧法。由此，曹爽、何晏等人历经数年经营的变革就在一夕之间付诸东流了。

卢毓、钟毓、傅嘏等人内心隐隐有种担忧：“百年之后，世人会如何评论我呢？”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未免多余。因为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史书中，这三人均以正臣和名臣的形象被载入史册，只有在只言片语中，才能模糊窥探其背后的隐情。

这里要讲几句。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正史虚假成分太多，更不乏偏激者认为全不可信。我们力求探究历史背后的隐情，但不能矫枉过正，凡事都需要谨慎甄别。通常情况下，政敌称赞政敌可信度较高，哥们儿称赞哥们儿基本可以当没看见。反之亦然。再有，若某人家族权势延续数代之久，那么他干的好事就得打个折扣，而要找出他干的坏事则需要花些心思。若某人官场失意战场失利，且子孙后代没权没势（更有甚者被灭族，譬如曹爽之流），那么，对于扣在他脑袋上的无数屎盆子就可以呵呵一笑了。要知道，政客一贯喜欢痛打落水狗，打死了都不忘踩上两脚。

再回过头来说孙礼。他先前被司马懿举荐为并州刺史，曹爽死后被召回朝廷，接替卢毓成为司隶校尉。如今孙礼什么都明白了，他和曹爽之间的私怨被司马懿利用，可他也不敢公然反对司马懿，唯有把愤恨转嫁到卢毓身上，以此弥补内心深处的懊悔。

“是卢毓把曹爽置于死地的！”孙礼反复这样告诉自己。他和卢毓本是同乡，但相互仇视。未及一年，他便在忧愤中死去了。

当初，司马懿借助蒋济的资望赢得了政变，事后，他极力安抚蒋济的情绪，又连连上疏请朝廷嘉奖蒋济：“曹爽谋反伏诛，太尉蒋济立下大功，特晋爵都乡侯以示嘉奖。”

蒋济坚决推辞：“曹爽伏诛全赖太傅独断。若论谋划我没有事先参与，若说战功我也不曾统率诸军，无功不受禄。”这番话确实印证他没有深入参与高平陵政变，同时，他也希望能通过拒绝爵位让自己的良心稍微好受些。

子丹（曹真字子丹），我失信了，九泉之下再无颜跟你相见。蒋济陷入对故友深深的愧疚中，两个月后郁郁而终。

魏国东战区统帅——扬州都督王淩早在正始年间便已官拜司空，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为笼络王淩，又让他接替已故的蒋济晋升太尉，并授予他假节钺的权力。王淩的待遇跟先前司马懿差不多，以三公的身份镇守边境。那些功勋卓著的藩镇重臣，尤其是东、南、西三大主战区的最高统帅，除个别突然死亡的以外，到了老年被授予三公高位解除兵权已成惯例，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