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与此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新帝国决定取消所谓的“同三品”、“同平章事”。

宰相就是宰相，六部高官就是六部高官，不得兼职。

同时，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等，也不再称呼宰相。

宰相是正五品，可以跟随皇帝身边处理政务。

三省六部高官是正二品、正三品，位高权重，但是不一定跟在皇帝的身边。

这一点，类似明朝的大学士设置。

唐代初年，三省长官在门下省议事。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

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的（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

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新帝国的三省六部制，总的来说，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变化。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宰相的设置，打破了之前宰相兼任实职的惯例，这对于约束三省六部高官的权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新帝国的监察机关，基本上还是沿用唐朝监察制度。

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一员，从三品；御史中丞二人，正五品上。会昌二年（842），御史大夫升正三品，御史中丞正四品下，但是唐懿宗继位后，又恢复原状。御史台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谋逆、造反、贪污、**、贿赂等行为。

由于御史台具有相当的权力，相当于整个帝国的监察机关，位置关键。刘鼎一度考虑，是否将崔碣和王承颜分开，一人担任门下侍中，一人担任御史台大夫，同时将御史台大夫的品级，提升到正三品，和各部尚书相同，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监察作用。

御史台下属三院：

台院：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令史、书令史、亭长、掌田为流外官。

殿院：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上。

察院：监察御史十人，分察六部及地方州县，秩正八品上。

又有左肃政台和右肃政台。

左肃政台的主要工作，是监察文武百官。

右肃政台的主要工作，是监察地方官员。

新帝国的事务机关，主要有九寺、五监。

九寺：长官为卿。太常卿正三品，其余从三品；副长官为少卿，太常少卿正四品上，其余少卿从四品上。寺下设署，分上中下三级，上署令从七品下，丞从八品下；中署令正八品上，丞正九品上；下署令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

太常寺：设太常博士四人，从七品上；太祝六人，正九品上；奉礼郎二人，从九品上；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下设郊社署、太乐署、鼓吹署、太医署、太卜署。太乐署有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开元二年（714），京、都皆置内教坊使。鼓吹署亦有乐正四人，从九品下。

光禄寺：辖太官、珍馐、良酝、掌醢四署，用掌郊祀、朝宴之膳食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