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2)(1 / 2)

汉鼎 南海十四郎 1822 字 1个月前

第299章(2)

沈若依奇怪的说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刘鼎的脸色逐渐的恢复正常,慢慢的说道:“不奇怪,你接着说,说南边的。”

沈若依好奇的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接着说下去。

由于日本市场的不稳定,一早就有贸易商人将眼光瞄准了南边,这就是南洋航线原来越受人欢迎的原因。现在所说的海上贸易,基本上都是指南洋航线,也就是从扬州、杭州、泉州、广州等地出发,沿着南洋一直到波斯甚至是更远的红海地区,沿途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使得贸易的货物种类也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唐朝的海上丝路造就了一批繁荣的城市,其中不乏像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登州,明州,安南,泉州等都因曾唐朝的海上丝路而兴起,但是,其中最为有名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还要数广州。广州在隋时为南海郡,户数不多,不能算是一个大郡,不过因为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仅靠海上贸易已相当繁荣,到唐朝时,广州的地位就急促上升。

《隋书地理志》曾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朝时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广州得以继续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唐朝的第二大国际都市,作为唐朝的海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驶出和驶入港口的,有印度、波斯、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船只,中国的船只也从这里驶往印度、阿拉伯等地”。《羊城古钞》说,唐代有些年份,来广州的舶商人员高达80万之多。唐人称广州为“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自唐朝以后,广州成为南海对外贸易的枢纽,甚至在“安史之乱”时期都未受到影响。

由于隋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本国物产,唐朝也会依礼回敬。同时为了表示天朝物产丰盛,唐朝通常还会给各国使节按级别进行赏赐。这实际上是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官方贸易。与显示国力的官方贸易相比,唐朝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其日益活跃的民间交易。例如,黑衣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有许多从海路上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蕃坊”,在当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也走出国界。

遗憾的是,黄巢进入广州以后,大开杀戒,只要看到异族,即刻处死,事后粗略统计,在广州至少12万外国商人被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另据《阿拉伯通史》记载:“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有中国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场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

“广州啊广州……”刘鼎自言自语的说道。

“广州……”沈若依也满怀遗憾。

刘鼎的身份特殊,沈若依可不敢说得太多,她很快错开了广州这个敏感的话题。

唐朝海上丝路的兴起与繁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强的时代背景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注定了海上贸易的繁华,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陆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无法满足东西贸易交往的需要。

首先,陆上贸易很易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唐朝中期以后,中亚地区被土尔其等民族控制,高仙芝战败于恒罗斯城,唐朝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这一地区。“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流域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生产力严重下降,即使西域通道重新打通,也没有足够的货物进行贸易了。

陆上丝绸之路阻塞,此后日益衰落,慢慢就销声匿迹了,到刘晏整顿财政的时候,已经压根儿不提路上丝绸之路。其他国家也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亟盼开辟海上路线进行贸易。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曾于东汉时期试图开辟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例证。

其次,陆上交通受自然条件限制严重。路途遥远,环境、气候恶劣,运输工具单一,再加上所运送物品对自然条件依赖较严重,使得陆上交通日益被人舍弃。海运的出现则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有很多陆路所不及的优点,所以海路日益兴盛,并最终取代了陆路,成为主要的运输途径。

唐时经济的繁荣,成为海上贸易发展的基石。唐中期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全面繁荣,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中期以后,北方衰败,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南方多良港,使得对外贸易多取道海路,客观上也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实行鼓励和保护外商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国商人的热情。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下达谕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恩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仁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唐律疏议名例》中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可见,唐朝对待外商的宽容与开明。

为了便于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唐朝专门设置了掌管海上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掌蕃货海舶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其职责包括:检查入港货物;征税;收买、出售、保管及运输专卖品及其他船货;核发出国贸易公据……其职能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市舶司的设立加强了唐朝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使海上交往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这种制度性保证是前代所没有的,并被后世所广泛采用。

唐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得大规模的海运成为可能,客观上也促进了海上丝路的兴起。据载,颇得皇帝宠遇的刘晏,曾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设置10个官府造船工场,造船2000艘以供内河航运,足见唐朝造船业之盛。唐代制造的远洋船只,大的长20余丈,可载客600—700人,驰名世界,很受外国客商欢迎。外商愿意乘中国船只从事远洋贸易,航行于中国至红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