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走了王彬和王舒，司马绍让应詹做了江州刺史兼江州都督，陶侃做了荆州刺史兼荆、雍、益、梁四州都督（雍、益、梁为侨州）。陶侃自被王敦排挤到广州，迄今已九年，至此，他终于算重新崛起。不过，这也意味着他越来越接近权力斗争的旋涡，在不久的将来，他更会身涉其中。

另外，两个立过大功的流民帅——苏峻和刘遐，毕竟属于编外人员，又加上二人匪气不改，这些日子竟闹出打家劫舍的丑闻，于是，司马绍打发苏峻做了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太守，刘遐做了淮北都督、徐州刺史。二人折腾了一通，又回到江北。不过，苏峻和刘遐也受不了朝廷里的束手束脚，封官授爵后再回江北做土皇帝，正乐得逍遥自在。

最后再提一句南下勤王的王邃，说实话，真没什么可讲的，因为史书中关于他的结局连半个字都没提。要知道，苏峻和刘遐二人勤王的兵力加起来才一万，都被列为头功。而王邃率一万五千人勤王，倘若他真是来勤王的话，战后怎么也得意思意思，然而，他先前徐州刺史的职位直接被刘遐取而代之，他本人更是就此人间蒸发，往后，史书中再没有出现过这个人。

公元324年，随着王敦一党的覆灭，东晋国内的局势总算基本稳定下来。

持续近二十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也到这里画上了句号。

第六章　百年沉浮

权力游戏

我们讲“八王之乱”时说过，东海王司马越为增强幕府实力，不遗余力地笼络名士，而且，他为讨好士族，更下令废除夷三族之法。由此，自公元307年至今，再没有罪犯被夷灭三族。前文提到郗鉴为沈充八十岁的老母求情，可能有人会觉得困惑，既然没有夷三族，应该不牵扯沈充老母才对。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夷三族的具体定义。历史上对“三族”大体有两种解释：一，父族、子族、孙族；二，父族、母族、妻族。请注意，这里是指家属全族，所以，如果有夷三族这条法律，被牵连的就不单单是沈充老母一人，而是老母全族了。

不过，对于势力庞大的琅邪王氏来说，一来因为有王导撑腰，二来因为有法律支持，王敦、王含的直系亲属中无一人被株连。

不仅如此，王导更连连上疏请求朝廷赦免逃到荆州的王敦余党——周抚和邓岳的死罪，迫于朝廷里有大批公卿帮着王导，司马绍只能同意。而后，王导又暗中使劲，让周抚和邓岳重新步入仕途。王导出手保护王敦旧部并非只此一桩，往后，他为扩张势力，更笼络了无数战败失意的将领。

毫无疑问，司马绍对这样的结果相当不满意。

公元325年初，司马绍为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二个王敦，下诏恢复夷三族法律。

这封诏书对王导来说是个下马威。

王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决定以牙还牙，不过他跟王敦不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机会就摆在眼前。

连日来，朝廷正忙着追封那些被王敦杀害的功臣。司马承、戴渊、周、虞望、郭璞、甘卓相继被授予谥号。王敦活着时没人敢替这些人说话，王敦死后，他们总算被正了名分。但就在这场大规模追谥功臣的事件中，一件令司马绍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王澄故吏——时任著作郎的桓稚上疏：“十二年前，荆州刺史王澄被王敦谋杀，臣恳请朝廷为王澄正名，追封谥号！”王澄是王敦堂兄，因为性格张狂被王敦所杀。然而，此次被追谥者都是在战争中协助朝廷的功臣，王澄早都化成了灰，他的死与这场战争压根没关系。

再说司马绍，他追谥功臣的目的之一是借机敲打琅邪王氏，却万万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能扯出王澄。如果王澄也算功臣，那么敲打琅邪王氏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司马绍不好直接拒绝，便让公卿在朝堂上讨论。

结果，大伙一致裁定应该授予王澄谥号。司马绍只好同意。他隐约察觉到，这苗头有点不对劲。

更不对劲的还在后头。

紧跟着，周札、周筵的故吏也冒头为旧主鸣冤。周氏一族都是王敦的刀下鬼，周筵（当年只身解决周氏叛乱之人）还好说，但周札的立场却相当微妙。在第一次建邺战役中，周札打开石头城向王敦投降，致使建邺屏障尽失，一年后，王敦为了挺沈充，灭了周札全族。也即是说，周札被杀，应归因于王敦派系内部倾轧。按道理讲，追封功臣怎么都轮不到他头上。

吏部尚书卞壸（kun）毫不客气地说道：“周筵可以追封，但周札投敌，没道理追封。”

“卞尚书言之有理！”司马绍颔首认同，但公卿仍然议论个不停。

忽然，司徒王导站了出来：“臣觉得卞尚书所言不妥。”

顷刻间，整个朝堂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导。

王导言道：“在第一次建邺之战中，周札与臣以及朝廷有识之士都相信王敦旨在扫除佞臣（指刘隗、刁协）。现在王敦反逆败露，但不能因此就把‘清君侧’全盘否定。就算王敦一直心怀不轨，我们也都没发觉，等发觉后，周札即以身殉国。现在王敦一死，就要把周札打为叛逆同党，这实在是忠奸不分。臣认为周札的待遇应该与周、戴渊一样！”

王导这番话记载于《晋书·周札传》中，其暗含的信息量极大。

《晋书·王导传》对王导在王敦叛乱中的立场，描写得相当含蓄，但在这里，王导却亲口承认自己支持王敦“清君侧”。王导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他在第一次建邺之战中支持王敦尽人皆知，纵使想赖也赖不掉；其二，王导强调王敦“清君侧”名正言顺，他敢把黑的说成白的，是因为他知道“清君侧”符合绝大多数公卿的利益，司马绍绝对没法翻案。

可王敦的确是叛逆，这一点朝廷已经定了性，王导不能把自己撂进去，便又强调大家都没看透王敦的狼子野心。值得注意的是，王导从头到尾是帮周札说话，顺便还把满朝公卿都捎了进去，而实际上他正是为自己开脱。

王导意识到，这场针对周札的辩论直接关乎自己的地位。如果周札是叛臣，自己就是叛臣，如果周札是功臣，自己也就是功臣。

另外，王导这么玩命帮一个死人说话还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告诉司马绍自己跟江东士族的关系有多铁，让司马绍投鼠忌器；二是要告诉江东士族，就算你全族都被灭了，只要有我王导在，朝廷就不会亏待你。言外之意，王导永远是江东士族的保护伞。

司马绍猜到王导的意图。他盯着尚书令郗鉴，示意郗鉴帮腔。

一边是司马绍，一边是王导，郗鉴相当尴尬。之前，他已成功迈出讨好琅邪王氏的第一步（帮王敦收尸），可眼下这局面逼得他必须表明立场。郗鉴左思右想，又考虑到卞壸是自己尚书台的同僚，最终，他决定站在司马绍一边。

郗鉴驳斥：“戴渊、周以死守节，周札开城投降，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如果真如司徒大人所言，往年有识之士都赞同王敦‘清君侧’，那司马承、戴渊、周算什么？既然今天褒奖了司马承、戴渊、周，就代表周札该受谴责。”

王导被郗鉴这番话驳得理屈词穷，竟试图否认周札开城投降一事：“周札开城投降只是传闻，谁能证明确有其事？”还没等郗鉴反应过来，他马上又搬出了一套奇怪的逻辑，“拿传闻定褒贬，不如让我们来探究周札的本心。当时，论者认为刘隗、刁协祸乱朝纲，相信王敦是来铲除奸佞的，由此推断，就算周札开城投降也是出于公心。再说，因痛恨刘隗、刁协选择支持王敦者又绝非周札一人。周札与司马承、戴渊、周各以死殉国，虽然他们的想法略有出入，但都不愧为社稷忠臣。”

谁都听得出来，王导已经开始胡搅蛮缠了，而他所言的“论者”更是个莫须有的称谓。郗鉴越听越气：“司徒大人一直强调王敦先前攻打建邺是正义的，那是不是要说先帝是昏君？”

这话颇让王导下不来台。气氛顿时僵住了。

司马绍打断了二人的争吵：“这事还是交给公卿商议吧。”

公卿又开始讨论。过了大半天终于出了结果。

“臣等一致认为司徒大人言之在理，应该对周札予以褒奖。”

两年前，温峤问周对王敦的看法。周回答：“陛下非尧舜，哪能没过失？如果陛下有了过失，臣子就发兵犯上，这不是叛乱是什么？”

这话相信很多公卿言犹在耳。但这已不重要了，因为周死了，王导活着。

司马绍彻底傻眼，只能同意追封周札。随后，他又想给刁协翻案，结果遭到公卿一致反对。

司马绍明白了，纵然王敦覆灭，琅邪王氏的势力依旧不可小觑。

郗鉴也明白了，他为刚才的据理力争后悔不迭，自己要想在政界立足，就必须跟琅邪王氏搞好关系。

东床快婿

公元325年8月，郗鉴卸去尚书令一职，转任徐、兖、青三州都督兼兖州刺史，出镇徐州广陵郡。像刘遐和苏峻一样，他也再度回到了江北。不过，由于淮河以北全线被石勒攻陷，这几位江北藩镇大员便都屯驻在淮河以南，临近长江一带，他们依旧充当后赵与东晋之间的缓冲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