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讲讲那位命运多舛，被人五废五立的传奇皇后——羊献容。

在“永嘉之乱”中，羊献容被汉赵皇室重臣刘曜俘虏。可事实上，毋宁说是羊献容俘虏了刘曜更为恰当。

距“永嘉之乱”七年后，公元318年，汉赵皇帝刘聪死，刘曜趁着内乱当上了皇帝。刘曜登基的次年便册封羊献容为皇后。这是羊献容第六次被立为皇后，只是，从今往后，她再没有被人废掉过。算起来，羊献容已跟了刘曜整整七年，按说她年过三十，姿色日衰，刘曜后宫又美女如云，可刘曜对她的宠爱就是丝毫不减。我们不知道羊献容究竟在刘曜身上花了多少心思，但不言而喻，她一定是呕心沥血，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赌了进去。

有一次，刘曜问羊献容：“你说说，我跟司马衷那小子比起来怎么样？”

一提起司马衷，羊献容不禁回忆起往昔的坎坷岁月。她言道：“这哪里能相提并论？陛下是开创基业的圣主，他可是个亡国之君哪。再说，虽然他表面上是皇帝，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别提保护妻儿了。”她越说越动情，直至声音都有些哽咽。“那些年我被人立了废，废了立，受尽屈辱，朝不保夕，真想一死了之。我曾觉得天底下男人都差不多，直到侍奉了陛下，我才知道这世上还是有大丈夫的。”

羊献容这番话不仅是恭维，更是肺腑之言。刘曜堪称是个枭雄，跟智障者司马衷比起来，自然是天差地别。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乱世中，司马衷带给羊献容的只有苦难，而刘曜带给她的则是安全。

就这样，出身泰山羊氏的晋室皇后羊献容成了匈奴人的皇后。有人说羊献容叛国，更有人骂她是汉奸，到底有没有必要给她扣这么大一顶帽子？事实上，自汉朝时，各族胡人就已经融入汉族社会，严格地讲，匈奴人也算朝廷子民，虽属少数民族，但绝不算国外势力。而羊献容，她真的热爱过自己的国家，可她越来越怀疑，国家爱过她吗？她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一个傻子，又被那些浑蛋藩王折腾得死去活来。她早已想通，既然生在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乱世，自己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竭尽全力把握住命运。

如今，她做到了。

又过了些年，公元322年，汉赵皇后羊献容去世，结束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那时候恰逢凉州割据势力——张氏政权（十六国中的前凉）正式向汉赵帝国请降，刘曜大喜过望，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羊献容的陵墓再度增高九十尺，足见羊献容在刘曜心中的分量。

羊献容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世很多人拿王惠风的壮烈赴死与羊献容的忍辱偷生做比较，对羊献容大肆贬低。其实，她只是一个在磨难中变得越来越坚强的女人，毕竟很多时候，比起一死了之，活着才是更难的。

侨寄法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江东的局势。前文讲过，大批江北士人南迁为司马睿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人才库，但同时，也给司马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三国时期，吴国皇帝孙权为巩固皇权，力挺诸葛瑾、步骘这些江北士人，同时压制江东士人，到了如今，江东士人再次面临同样的窘况。虽然像顾荣、纪瞻这类江东顶尖名士在司马睿麾下地位极高，但他们毕竟属于个例，且充其量算是司马睿安抚江东士人的旗帜，而更多的江东中低层士人则被排斥在权力核心外。

由此，江东士族与司马睿政权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段日子，曾经“三定江南”的江东周氏豪族大佬周玘（qi）心里很不是滋味。周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比顾氏、陆氏那些江东老牌名门稍有逊色，但周氏的军事实力（私人部曲兵力）却在江东无人能出其右，是故，周氏受到司马睿忌惮不足为奇。周玘地位尴尬，官只做到个吴兴太守，吴兴位于江东腹地，既非政治中心，又非军事重镇。这相当于把周玘给架空了。

周玘过得郁郁不得志，终于决定棋行险招。

公元313年夏，周玘跟司马睿的幕僚王恢密谋发动政变。不过，周玘也明白天下大势，江东需要有司马睿这样一个宗室贵胄撑台面，所以，他并非想彻底推翻司马睿，而是要诛杀北方士人，给江东士人腾出政治空间。

王恢暗中煽动民变，不料走漏风声，后被周玘杀人灭口。其实，司马睿和王导早查出周玘是整桩事的幕后黑手，但王导顾忌周氏家族势力庞大，所以建议司马睿秘而不宣，低调处理。

几天后，周玘接到司马睿的委任书——来建邺当军司。

周玘忐忑不安地起程了。可还没等他走到建邺，又被司马睿调到南郡当太守。

周玘掉头往南。走了没多远，他三度接到司马睿的命令——“别去南郡了，你还是来建邺做我的幕僚吧。”

几天里，周玘的官职被连续调动三次，且一次比一次低，他疲于奔命的同时，也嗅出了司马睿和王导的意思。没两天，他就因为忧惧交加，一病不起。

周玘临死前，给儿子周勰（xié）留下了一句遗言：“是那些北方佬害了我，你要是我的儿子，就必须给我报仇雪恨！”

两年后，周勰联合堂弟周续，假称奉叔父周札（继周玘之后的周氏宗主，周续的爸爸）之命，在吴兴郡聚众数千人发起叛乱。

司马睿忙召王导商议对策。

王导一贯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考虑到建邺兵力不充裕，便提议说：“周家的乱子还是让周家人自己去解决为好。时下周筵（周勰、周续的同族兄弟）正在建邺为官，这人明事理，对我们很忠诚，可以全权委托给他摆平。”

周筵受命前往吴兴郡劝说周续放弃武装。谈判席上几句话没谈拢，周筵当场斩杀周续。随后，周筵劝周札出面平息动乱。周札痛失爱子，唯想保住侄子周勰一命。最后，他们把叛乱的罪名扣到人缘不太好的同族周邵头上，并将周邵杀死谢罪。

如此，江东周氏的叛乱就这样收场了。周筵为稳固江东政权做出手刃同族的事，他自觉愧对祖宗，连老母都不敢见上一面，就匆匆返回建邺。

事后，朝廷没再追究周氏。王导为修复跟周氏的关系，更居中斡旋，让周氏一门五人都封了侯爵。

江东最强硬的周氏一服软，其他士族再不敢公然反抗司马睿。然而，江东人和江北人的矛盾仍然存在，这无疑会影响司马睿的统治。

王导一方面要安抚江东士族的情绪，另一方面又要妥善安顿南迁而来的江北难民。

当时，北方难民多集中在长江南北沿岸——江北的淮南（扬州北部）、广陵（徐州南部，今江苏省扬州市），以及江南的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一带。补充一句，司马睿势力范围并非完全被限制在江南，江北沿岸的淮南、广陵等地是江东政权与北方胡人之间的缓冲层。

这些难民组织松散，时不时就跟当地人发生武力冲突。而且，古人对祖籍看得极重，世家高门更标榜郡望（祖籍所在郡的名望），这是他们维系政治社交的重要纽带，即便是背井离乡，一打招呼还是不忘先问对方哪里人。王导为了管理难民，同时也为保护他们重视祖籍的价值观，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在淮南、广陵、丹阳、晋陵等难民聚集地，按照难民原籍的分布情况，设立与北方各州、郡、县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专供北方难民定居。难民分布本来就乱七八糟，自然，各侨州、侨郡、侨县的位置也呈犬牙交错。我们只需要简单记住，在长江沿岸一带，出现了无数北方州、郡、县的微缩版即可。

这点相当重要。在后文中，如果我们看到某位江东重臣出仕幽州刺史，不要惊讶，这不是虚衔，更不是司马睿派他到胡人领地去送死，而是让他管理临近长江沿岸的侨幽州，其管辖范围可能仅几个县而已。

王导这项政策史称“侨寄法”，其目的是把北方人和南方人从行政区域上分开，尽最大可能避免双方摩擦。另外，“侨寄法”对待北方人的政策相当优厚，在侨州内的江北人不纳入江东户籍，而是保留其原籍，且不承担赋税和徭役，这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难民的生存问题。

凡事有利就有弊，到东晋中后期，侨州士族利用“侨寄法”兼并土地、私藏人口的现象屡有发生，但在此时，“侨寄法”的确是稳定江东政权的重要基础。

浮华名士

昔日，王衍苦心钻营的“狡兔三窟”——自己居朝廷，王敦居青州，王澄居荆州这一策略，随着王衍之死，王敦下江东辅佐司马睿，到如今也只剩下荆州刺史王澄这一窟了。

王澄临去荆州前，口若悬河，锋芒毕露，把王敦压得颜面尽失，又在出发当日上演了一出爬树掏鹊窝的滑稽剧以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等他到了荆州后，却整天喝得烂醉如泥，不务正业。这些年，荆州境内会集了大批从雍凉、巴蜀逃难至此的流民，这些外州流民很多都聚众起义，形成了独立势力，前面提到过的占据荆州北部的王如（归顺了汉赵帝国）即是雍州流民首领。

王澄曾自谓算无遗策，可一到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就废了，他被王如打得惨败后，不敢再跟王如叫板，转而去捏软柿子。他的目标，是散布在荆州南部，群龙无首的巴蜀流民。

早在公元311年，王澄出兵讨伐聚集在乐乡的巴蜀流民，流民见官军声势浩大，很快弃甲投降。王澄打了平生第一场胜仗，但同时，也干出了平生最大的一个昏招。他居然下令将已经投降的八千流民全部扔到长江里喂鱼。俗话说，杀降不祥。即便是两国交锋，办出这种事，也相当过分，更何况这帮人全都是逃难来的老百姓。

王澄马上犯了众怒，一时间，散布在荆州南部的五万户巴蜀流民全部揭竿而起。更严重的是，他们推举出一个首领。这人名叫杜弢（tāo），出身巴蜀士族，自幼才学出众。杜弢自称湘州刺史，并以长沙为据点，不断扩张势力。

三国时期，吴国主要割据在长江以南的扬州和荆州。晋朝时，朝廷为了便于管理，遂把这两个大州重新切割。荆州只保留长江以北的部分（今湖北省一带），长江以南的部分——西部命名为湘州（今湖南省一带），东部与扬州西部合并成江州（今江西省一带）。

经杜弢这么一折腾，王澄彻底吓傻了，他决定放弃荆州，转而向江东司马睿寻求庇护。

前段时间，司马睿刚刚在王导、王敦的辅佐下歼灭了不服从自己的江州刺史华轶（魏朝名臣华歆曾孙），江东集团的势力范围从扬州一下扩张到了江州。

江州包含重要都市武昌，纵观中国历史上历朝江南政权，凡定都建邺（今南京）的，必须要把长江上游重镇武昌（今武汉）握在手里，如此根基才能稳固。司马睿既拿下江州，下个目标无疑是荆湘二州。正好荆湘叛乱群起，司马睿和王导意识到，这又是一个让己方势力进一步向西延伸的良机。于是，司马睿接纳王澄，并派周（yi）（平定吴国战役中，王浑麾下周浚的儿子）接替王澄做了荆州刺史。

与此同时，王敦也进驻到了江州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随时准备应付荆州和湘州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