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愣愣地望着空空如也的大殿，这里宛如死一般寂静，他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过了好一会儿，他微微张开嘴，大喊了一声：“退朝！”然后，他孤零零地站起身走向后宫。

曹髦回到后宫，气呼呼地对太监吩咐道：“取画笔来！”

太监很快将画笔取来。曹髦抄起笔，一言不发，继续他未完成的画作。

几天后，曹髦的画作完成。

一旁的太监谄媚道：“陛下画得真好，这画的是什么人？”

“盗跖！”曹髦恶狠狠地答道，很显然，他情绪不佳。盗跖原名柳下跖，是春秋时期的大盗，与孔子同时代人，“盗亦有道”这个成语便是取自盗跖和孔子的对话。

“这盗跖看起来真有点眼熟……”太监沉吟，突然，他想起画里的人像谁了。这盗跖画的分明就是司马昭啊！太监吓得面如死灰，慌忙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

司马昭窃国，与盗贼有什么区别？曹髦心里这样想。他脑海中浮现着司马昭那张可憎的面孔，画成了这幅《盗跖图》。

曹髦善于绘画，《盗跖图》是他其中一幅画作，除此之外，还有《祖二疏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等流传后世，根据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的评价，曹髦的画功大致与汉末魏晋时代蔡邕、杨修、诸葛亮等人比肩，为中品。

这个精通诗文绘画的年轻人倘若生在一般富庶之家，肯定能成为一代才子，毕生逍遥快活。但很不幸，他生在曹氏皇族，更不幸的是，他成了魏国的皇帝。曹髦是个极端感性主义者，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如果从古巴比伦文化中的“性格九柱图”来做分类，那么曹髦的性格应该属于典型的丰富型（generalist），这一类型的特点是：多才多艺、冲动、无节制、狂乱。从这点来看，他像极了当年的曹植。遗憾的是，曹植正因这种性格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

这些日子，司马家族的嫡系亲信——扬州都督石苞入朝述职，他觐见过曹髦后，去拜见司马昭。

司马昭问道：“先前你曾对我亡兄说，陛下犹如魏武降世，今天，你还是这样认为吗？”

石苞沉默片刻，言道：“下臣今天仍这样认为，陛下绝非平庸之主！”

司马昭深深地吸了口气，他越来越觉得，曹髦必须要除掉了。

以孝代忠

大将军司马昭这段日子很苦恼，他有个难题一直解不开。多年来，司马家族压迫曹氏皇族，双手沾满了忠君者的鲜血，对司马昭而言，忠这个概念如同一块炙手的山芋，他自己本身就违背了儒家价值观里最重要的忠君理念，但他作为魏国实际上的掌门人，又不得不提倡忠，否则用什么来约束臣子？

最终，司马昭想出了一个办法。

公元258年，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尊崇老者是古代尧、舜、禹推行的仁政。王祥和郑小同德高望重，都是当世贤者。现授予王祥‘三老’称号、郑小同‘五更’称号，天子对二人持晚辈之礼，可随时向他们咨询朝政得失。”在《正义》《白虎通》《礼记》等书中解释道：三老、五更并非官职而是尊称，天子用对待父、兄的礼数侍奉三老、五更，以此作为向世人推行孝道的表率。

如果司马昭直接提倡忠，他就必须要忠于曹髦。所以，司马昭的办法即是以孝代替忠。而且，选举三老和五更不仅是孝道政治理念的初步尝试，更约束了曹髦，让皇帝反过来对臣子，也就是司马昭政权尽孝。可谓一举两得。

鉴于这里要涉及大量儒学内容，我们就来简单讲讲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

孔子说：“德如同天空最明亮的北极星一样，被众星环绕。”按照儒家的解释，掌权者的道德乃是执政的核心。孔子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而历代统治者更将忠、孝、礼、义提炼出来作为维护权力的工具。现代人大多对儒家思想不屑一顾，尤其认为提倡忠是否定自我，禁锢思想。其实，孔子讲的忠固然有忠君的意思，但远不止于此，其涵盖面很广，包含了对朋友的忠，对自己内心的忠，对天地的忠。那么具体如何体现呢？不害人，信守诺言，做事对得起良心，顺应天道，不逆势而为，这即是忠。然而，历代统治者在大肆宣扬忠的同时，也将其含义局限在忠君这个狭隘的范畴了。

那么说，为什么孝可以上升到政治层面？这同样源于儒家对孝的解释。和忠一样，孝的涵盖面也极广，不单是指对父母的孝，还延伸为对天下人的孝，这称之为大孝。孝在政治上的体现，便是为政者应该以孝子之心治理天下，把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在这种理念下，孝行是决定士人仕途的重要政治资本。不过，无论任何理论都有可能被心术不正者利用，翻开《晋书》就能发现，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西晋重臣，其中有大批品行卑劣的奸臣佞臣，却无一不以孝行著称于世。后文中，关于司马家族推行孝这一价值观的过程中，还会衍生出很多故事。

回过头来，先说这位被举荐为三老的王祥，此时年已七十三岁高龄，他生于东汉末年，乃是举世闻名的孝子。关于王祥的孝，有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行迹。王祥生母早亡，他对继母至孝，可继母心肠狠毒。有次，时逢严冬，继母想吃新鲜的鲤鱼，王祥居然卧在湖上靠体温融化冰雪捞鱼给继母吃，这就是著名的卧冰求鲤的故事。但继母不领情，一会儿想用刀捅死他，一会儿又想用毒酒毒死他，王祥不做任何抵抗跪地请死。不可避免地，这些事极有可能在传诵中添油加醋，以至显得相当夸张且不合逻辑。元朝时，王祥的孝行被选入《二十四孝》中成为孝子的表率。可平心而论，王祥是否真的符合孝道呢？有句很著名的话：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还有下半句：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那么，王祥面对一个屡次想杀自己又毫无血缘关系的继母，他的孝行到底是原心还是原迹呢？而继母这些极端夸张甚至触犯法律的行为，又是怎么传播出去的呢？不得而知。总之，王祥最终因为这些事迹赢得了孝子的名声和坦荡的仕途。

一次，曹髦向王祥寻求教诲，王祥言道：“古代的明君和圣贤无不心怀忠诚，这种忠诚表现在言行当中，举止顺应天意，更不会逆势而行。”这番劝谏乃是告诫曹髦收敛张狂的个性，不能违背天下大势。在政治立场上，王祥无疑站在司马家族一边，他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妥，确实是出于善意，避免让曹髦惹祸上身。

再说被举荐为五更的郑小同，时年六十五岁，官拜侍中，乃是东汉经学巨匠郑玄的孙子。多年来，他负责给曹髦讲授经学，可他却甚少教授王学，而是常引用自家先人的理论。对于曹髦而言，听郑小同讲授经学几乎成了他排解抑郁的唯一途径。王肃多次驳斥郑玄学说，在学术流派上，二者势同水火。郑小同和王祥一样，本应是司马昭政权的代言人，不过，郑小同的学术理论和王肃不同，导致他并不太受司马昭信任。而司马昭选郑小同做五更，也仅仅是迫于郑小同辈分和学术影响力的无奈之举。

这天，郑小同因公务前来拜见司马昭，不巧司马昭临时不在。郑小同闲着无聊，便在前厅来回溜达。

突然，厅外传来司马昭的厉呵声：“郑小同！你干什么呢？！”只见司马昭神色不安，一边喊着，一边快步走进前厅。

郑小同站在前厅的书案旁，他听到司马昭的呵声，不禁一怔，心有戚戚地言道：“下臣正在这里恭候大将军。”

司马昭为何这么紧张？原来，他最近一直筹划着废掉曹髦，前厅书案上的卷宗就是跟亲信的密谋，而卷宗还没有来得及封印。他走到书案旁，警觉地观察着郑小同和书案之间的距离，又仔细回想自己在离开前卷宗摆放的位置。继而，他死死盯着郑小同的眼睛质问：“你有没有看过书案上的卷宗？”

郑小同惶恐答道：“下臣怎敢随便翻看大将军的卷宗，自然是没看过。”

“哦，那就没什么事了。”他不想再继续这场无谓的揣测，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更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

“上酒。”司马昭发话。

当仆役把酒端上来的时候，司马昭悄悄从怀中掏出一包毒药，趁郑小同不备倒入其中一个酒樽中。

郑小同全然没有觉察，他诧异道：“这……下臣来找大将军议事，为何赐酒给我？”

司马昭不答话，径自拿起其中一个酒樽，目视郑小同。这种威慑力让郑小同毫无选择余地，他只好拿起另一樽，陪着司马昭一饮而尽。

少刻，郑小同腹痛如刀绞。他明白了，酒有毒。

司马昭冷冷言道：“宁我负卿，无卿负我。”

东汉经学巨匠郑玄唯一的后代，就这样被毒死了。

孰不可忍

曹髦听说郑小同毫无征兆地死于大将军府，气得浑身发抖：“肯定是被司马昭谋杀的！”这么多年来，这个可怜的皇帝唯有听郑小同讲解经学时才能让心灵获得短暂的宁静。此刻，他的情绪在悲伤和愤怒中狂乱翻腾。

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须再忍。

眨眼间的工夫，曹髦的怒火完成了从升腾到爆发的全过程。他做出了一个无比危险的决定。

公元260年6月2日晚，曹髦突然喊道：“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跟我来！”

“陛下，去哪儿？”李昭等人茫然。

“陵云台！”前文曾提到过陵云台，《世说新语·巧艺篇》详尽描述了陵云台精妙绝伦的构造。该台在魏文帝曹丕时代建造，台高二十三丈，建造之初便计算好每一根木头的重量，台上再无冗余的负担，建成后，高台常随风摇曳，但绝不会坍塌。在这座高台周围，驻扎着皇宫内唯一没有被司马家族染指的禁军。昔日，曹芳的忠臣李丰曾企图借助这里的三千甲士讨伐司马师。

曹髦带着李昭等人疾步直奔陵云台而去。以曹髦的性格，很明显，他没有经过什么深思熟虑，这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完全凭借冲动。

“披挂战甲！拿起武器！随我出宫讨伐逆臣！”曹髦大声命令着这支仅存的忠于皇室的禁卫军。

恰在这时，轰隆隆一声雷响，天空下起了细雨。雨水淋在曹髦的脸上，却并没有让他冷静下来。李昭等人忽然明白了曹髦的意图，吓得纷纷劝道：“陛下息怒！今日恰逢大雨，甲士不能出战，请改日再议！”

曹髦抹去脸上的雨滴，怒吼道：“就在今日！”他随即又下令，“把尚书王经、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召来！”五年前，王经任雍州刺史败给蜀将姜维，战后被召回朝廷担任尚书。王沈是司马家族柱石重臣——王昶的侄子，属于太原王氏。王业是东汉末年群雄刘表的外孙。王经、王沈、王业三人平日里常给曹髦讲授学业，而曹髦自以为和三人关系匪浅，更亲切地称呼王沈为“文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