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战的消息传到京师，免不了又是一番震动。嘉靖、万历年间的海上倭寇之乱历历在目，一晃数十年过去，这倭寇竟然卷土重来，山东总兵刘泽清居然也战死，自然是让人倍加忐忑。京城的百姓不明其中缘由，自然是以讹传讹，什么样的消息都是穿的满天飞。不过让人稍稍安心的是，海贼总算被打退，大功臣便是如今的登州副总兵朱平安。

其中也有关于刘泽清阴谋联结海匪，意图霸占登州和贸易区的传闻，不过在官军击退海匪兵缴获无数的消息中，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反而使人感觉到一种浓浓的阴谋感，叫人无法相信。

官军得胜，百姓自然是欢欣鼓舞，尤其是还是曾在巨鹿之战中大放异彩的少年英雄朱平安，这更是令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加上当初他向皇帝请求赐婚的传闻，则更让他的故事成为京师风靡一时的美谈。

按说坊间的消息多种多样，身在中枢的朝臣和皇帝却未必会相信，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各种消息来源的渠道，得到的消息也似乎更为准确一些。可现在汇总而来的消息加上山东方面而来的如同雪片一般的奏章却是让整个中枢的内阁阁臣和皇帝陛下都犯了愁。

第一封进京的是刘泽清的奏章，奏明海寇犯境，刘泽清为报圣恩，不顾正在养伤的身体，尽起山东各府兵马援救登州。接着便是朱平安的报捷文书，言明已成功击退大股海寇，只是刘泽清不幸战死沙场。

然后便是令人疑窦丛生、莫名其妙的奏章。兖州知府邓藩锡、指挥使梁和中弹劾刘泽清擅自调动兵马，意图不轨；莱州知府彭为佐、指挥使唐千容弹劾刘泽清与海口勾结，纵兵劫掠地方，扣押朝廷命官。刘泽清长子刘之存等上疏弹劾朱平安阴谋陷害，于战阵之中暗杀刘泽清。

这一来，朝堂上可是乱作一团。原杨嗣昌一党的官员，将矛头直指朱平安，攻击焦点便是来自于刘之存的奏章，将刘泽清的死完全归咎于朱平安，请求朝廷治朱平安一个擅杀朝廷命官的大罪。

如今的兵部尚书已经换成了陈新甲。傅宗龙担任此职不过一年的时间，杨嗣昌督师湖广，大征“剿饷”，傅宗龙仗义执言，弹劾其“徒耗敝国家，不能报效，以气凌廷臣”，被杨嗣昌所忌，继而指使朝中党徒群起而攻之。崇祯也因为傅宗龙的不识时务而大怒，将其贬谪。陈新甲这才接过了兵部的职务。

朝中已有共识，兵事还是以杨嗣昌为主，这也是崇祯制定的制衡之策，因此陈新甲的接任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兵部事务，周延儒一时间还插不进去手。

但此次山东用兵，却是给了周延儒一个极好的插手兵务的契机和借口。

一声令下，周延儒麾下的官员万箭齐发。刘泽清动用山东兵马，就算是为了剿贼，但为何不上报朝廷，即便是向兵部报备了，但抽调两千以上兵马，兵部便需向内阁呈报，内阁拟票，司礼监披红之后，皇帝御览才可实施。

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兵事紧急，刘泽清不得已先行用兵，那为何在进入兖州、莱州时，竟然以湖广行辕的手令代替朝廷的敕令，劫掠地方，扣押命官，这还有一点王法吗？说到底，这是个程序问题，但这个程序却是牵扯到兵事，因此便显得尤为重要。

两派人马在朝堂上刺刀见红，杀的不亦乐乎，崇祯在这个时候，优柔寡断的老习惯再度显露无疑。杨嗣昌目前掌握着关内最为精锐的十万兵马，兵事上以他为主；周延儒身在中枢，是内阁的首辅，两个人因为山东的事情闹得不亦乐乎，实在是有失观瞻。

就这样磨蹭了近半个月，崇祯这才下定决心平息这场纷争。刘泽清弄出来的这场祸事，不管海寇是不是真的确有其事，登州是确实遭到了攻击，市舶司王品的回复确凿无误，海寇战船数百艘围攻威海卫军港和登州港口，与登莱水师血战，被击沉、击伤的舰船无算，这都是有实据可查的。如此一来，崇祯皇帝便就坡下驴，追封刘泽清为莱阳伯，太子少保，草草了事。人已经死了，再追查下去也是无益，只能徒惹争端。

崇祯皇帝看看司礼监拟好的诏旨，苦笑着吩咐用印。诸臣内斗的形势虽然心中切齿痛恨，但却是自己一手导演出来的，崇祯皇帝只得强忍着咽下这枚苦果。

内阁阁臣如今都在朝堂之上，周延儒、魏德藻、蒋德璟，加上一个新近刚刚入阁的郑三俊，还有兵部尚书陈新甲、户部右侍郎李建泰等人。

郑三俊是朝中清流的代表，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长期在南京就职于南刑部、户部和吏部，此次被选拔入阁，也令很多人意想不到。因为之前，他曾被温体仁一党构陷下狱，幸得黄道周、卢象昇等人上疏求情复查，这才被洗脱了冤屈。之后被崇祯皇帝所赏识，擢升为大学士，内阁阁臣，并掌管吏部事务。上任之初，便向崇祯推荐了李邦华、刘宗周、史可法、冯元飏、陈士奇等五人，一时间在朝堂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