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笑着道：“陛下，事功之学与心学，理学，确有长短。请让臣一一为陛下道来。”

“理学，事功兼顾于内圣外王。这一点上心学不同，心学之难，难入世之难，难在‘致良知’是否就是‘天理’？理学所言天理，天理在于一，然而‘致良知’在于个人内心的良知，这二者是不是能统一？或者如何能统一？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今年心学日渐援禅入儒，趋于出世之学。所以当今儒家里讲治世之学的，唯有理学以及事功之学，而此道二者不同。”

天子一笑问道：“林卿所言治世之学不同，是否就是国策之争？”

林延潮道：“臣不敢谈国策，但学问在于经世务实，在于学以致用之道。春秋战国时天下纷争，战乱不止。为了救天下故而百家争鸣，孔，老，庄，墨，杨，韩都提出拯救天下的办法，并创立流派。”

“然而到了最后，大部分学说，只是口头功夫，不能落于实地，无法经世。唯独法家之学乃实学，秦用法家灭六国，四海一。然而秦朝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秦对百姓的竭泽而渔，最后酿成了烽烟四起。”

天子笑着道：“朕知道，故而汉一改秦制，援引儒学，但却不是后来儒生所言，罢百家而独尊儒学，当年汉宣帝曾对太子言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林延潮道：“陛下所言极是，不过汉初时，为了休养生息，朝廷实行黄老之术。黄老之术说白了，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

黄老治国，开创自由经济之先河，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林延潮又道：“汉文帝在位时，免征农税，而且是连免十三年，试问陛下，此举今日可以效之吗？”

农业税从古至今都是政府税收的大头，占一个国家收入的九成，张居正变法，主要就是清丈田亩，目的就是为了增收农业税。

听了汉文帝连免十三年农业税，天子默然半天，然后道了一句：“不能也。”

事实上以大明现在的财政，不要说停征农业税一年，漕运耽误个几个月，明朝基本就玩完了。

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时，裹众百万，其中本部人马不过五六万，其余都是明朝降军。这些明朝降军多年没有发俸禄，他们随李自成进京与其说是造反，用武装讨薪的说法更合适一点。

据说李自成当时也是骑虎难下，于是密谋与崇祯谈判，只要崇祯肯给一百万两，两家划地而治，大顺军还能帮崇祯外平辽东，内压其他叛军，但崇祯就是拿不出钱来。

林延潮道：“臣也以为不能，可是汉用黄老之术，老百姓固然无忧，但朝廷却不能如秦朝般组织起六十万军队，送到几千里外打战，所以要打败匈奴，又须用法家。”

天子一听顿时眉飞色舞道：“正是如此，要不是要养着边军五六十万，否则朕早停了漕运。”

天子本来是想说停了农业税，但想想腰包，立即改口说停了漕运。

林延潮笑了笑继续道：“汉武帝时，董江都提出儒法合流，创‘天人感应’之说。之后汉家方行儒表里法，用儒家来教化百姓，但治理国家的还是法家一套。这也就是汉宣帝所言王霸之道杂之。”

“譬如陛下常看奏章里所言‘圣朝以孝治天下’，然而陛下坐稳这天下，单纯凭的是忠孝二字吗？”

林延潮这话说的不客气了，但这不是大庭广众，天子倒是喜欢林延潮撕破文臣那满脸道德的面孔，与他说几句体己话。

天子笑了笑道：“都说了王霸杂之，这忠孝二字就是王道。”

林延潮又道：“诚然也，因此法家用于朝堂上，儒家用以民间。然而程朱创理学后，着重强调治国平天下，将提倡个人道德修养的儒学搬到了庙堂上，到了圣朝，太祖用理学为国策。”

天子道：“林卿，你讲了这么多朕都知道，但这又与重农抑商又何不同？”

林延潮道：“这正是臣现在要讲的，陛下，理学，法家都讲重农抑商。但略有不同，法家讲重农抑商，乃是将经商之利收为国有，比如汉时收盐铁之利，宋时收茶酒国有，后来王相公变法，都是不增加百姓税赋，而富国藏，此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此道就在于重农抑商，这也就是法家一贯提倡的‘利出一孔’。”

天子长叹，张居正变法，主张也是在于‘民不加赋而过用足’。

天子怕林延潮看出心思，立即道：“但儒家讲稳定，维护礼制，为何也讲重农抑商呢？”

林延潮笑着道：“因为儒家也要变法啊？”

“变法？”天子讶然。

林延潮笑着道：“当年王莽改制就是采用儒臣所言的变法，儒家之变法就在于复古。王莽改制，为了恢复至周时的井田制，最后却失了天下。后世儒家却撇清干系，言过不在己，而全在于王莽。”

天子点点头，林延潮这话说到他心底去了，手下这帮大臣们是什么尿性，他再清楚不过了。

林延潮道：“当今之天下，理学们以为朝廷是谈不上是好的，至少较于井田制，但至少比有大臣要变法好，故而理学趋于保守，也是倾向维护既得利益。”

天子恍然然后道：“难怪林卿言要变法，此举在于通商恩工，然后为了国家开源吗？”

林延潮道：“陛下，正是如此，重农抑商的国策，乃法家提出，在于让国库充实，但本朝的重农抑商，变成国不与民争利，反而令朝廷穷百姓也穷。”

林延潮说到这里，不再说了，因为下面的话就不是能和天子直言了。

反观天子却有些解惑，他感觉当初对林延潮的变法，他是有些误解了。

工业革命时英国，人口差明朝三十倍，而国家收入却差不多。

张居正变法，就是用国家向逃税的官绅集团开战，经他变法太仓银收入从原先两百万一年，到了六百万一年，虽说这六百万，有部分是原来粮食改用白银缴税，但也是成效显著，给国家续了命。

但是张居正的路，林延潮要不要再走一趟？

身为穿越者，当然是认为发展生产力比改变生产关系更重要。

重农抑商，导致稳定压倒一切，如此抑制了人口的流动，信息的传递，没有一个商业社会，什么工业革命全部免谈。

但是一个农业国家，要转型成商业社会，需要什么？

对于明朝而言，很多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去苏杭，南京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那下面呢？路要怎么走？